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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因紐皮雅特名字是Asiqłuq

我的白狐名字是Sean Topkok,但比起這個名字,我更喜歡被喚作Asiqłuq。我同時具有因紐皮雅特人、薩米人、克文人、愛爾蘭人和挪威人多重身份。我已逝的父母分別是來自阿拉斯加州一個名為特勒(Teller)的城市的AileenClifford Topkok。我住在蘇厄德半島,這個半島上的原住民名稱這個地方為「考韋拉克」(Kauwerak)。我的父親擁有因紐皮雅特、克文、薩米的血脈,而他的母語是因紐皮雅特語。我的母親在特勒出生長大,我則是在阿拉斯加的斯朋納德出生長大。至今我人致力於學習因紐皮雅特和薩米語,在家中則說英語和挪威語。

 

我的研究範疇包含原住民族教育、福祉、紀錄部落當中的知識、維繫傳承我們的文化傳統,例如歌唱、舞蹈、祖傳知識和做事情的方法,

我認為當在做原住民研究時,與許多不同學科的專家一起進行國際合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這樣的合作模式會帶來各式各樣的觀點和對話,同樣也可以利用祖先傳下來的知識結合殖民化的教育。

當我們進行跨國合作時,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在各個不同的原住民族群當中,有什麼方法是可以行得通、什麼則不行的。在認知到這點之後,我們便能各其所需並應用於我們自己的場域上。「學者」這個名詞,同時也蘊含原住民部落成員、耆老、學生和部落領袖這些層面意義,這也是身為學者的我們,必須時時銘記在心的事情。

許多原住民部落的人們都會遇到一些來自外地的學者,他們進入他們的部落、搜集部落相關的資料以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甚至沒有在在研究成果對外正式發表前,向部落知會並取得其同意。

即使像我自己身為一位原住民學者,進到我自己的文化圈當中進行研究,也會招致內部質疑,因為我是被一個正式機構所雇用來做研究的人。

我以「對我的孩子而言,學什麼才是至關重要的」去架構我研究的問題意識,我們需要更多的阿拉斯加原住民,透過獲取博士學位並成為文令人尊敬的文化研究員,以回饋阿拉斯加原住民族群。

與此同時,阿拉斯加的部落人們也需要對這些進行原住民研究的學者有信心,部落人們必須去相信這些學者是有能力可以完成研究計畫、並能夠同時以他們的文化底蘊過生活、認同及實現其價值的。

任何研究計畫在初始設計階段即要開始建立原住民社群議會和部落耆老們的夥伴關係。研究者的對象部落群體皆須被積極納入每一個研究項目和決策階段。每一個研究目標皆須首要思考到為部落謀福——這其中包含確保呈現研究資料與結果時,是使用研究對象所知悉的語言,以建立學術社群與原住⺠族間之互信關係。任何研究都不應該只是為了研究而存在。研究者須以建立較為長期、真誠的合作伙伴關係為前提,去投入社群參與過程。

首先,部落整體必須要參與到各個階段的對話,尤其是在進行研究程序前的規劃。在進⾏研究前,應先取得原住⺠群體所認可的代表或權⼒機制的同意,接著才會是你的原屬機關。研究所屬之全體社區或部落的個別研究參與者應該同等的會得補償或成果回饋。研究必須全程謹守文化協定,無論協定的來源依據是書面的或口頭上允諾的規範內容。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透過時時更新研究狀況,持續維繫與參與者的聯繫。研究本身亦須具備可以隨時依部落行程安排,進行調整的彈性空間。研究所產生的所有資料——包含海報、量化數據、DVD、草稿和結報——都應優先提供給部落群體。

對於部落研究參與者的回饋機制,不應該透過允許其成為最終成果的共同研究學者的方式給予禮金。進入原住民部落的學術團隊,對於他們在部落進行的所有研究,都應秉持著透明、公開的態度。

世界各地都有十分成功的原住民研究範例。

例如在挪威的凱於圖凱努(Guovdageaidnu)的薩米人,已成功在當地部落,將語言從原本的30%復振到現在的90%。紐西蘭(Aotearoa)的毛利人則成功地在五年內將毛利博士畢業生的人數提高至500人。在世界其他原住民部落中,還有許多像這樣的成功案例可以參考。我們需要的是互相分享,因為過去的我們都曾經歷過被壓迫、被邊緣化的歷史。我們必須共同分享彼此祖先給與部落的集體知識,以確保我們的文化資產可以代代傳承下去。為了完成這項使命,我們也必須以面對面談話的真誠精神去進行夥伴關係,正如同我們期待非原住民學者可以認真建立起真實且長久的夥伴關係一樣。

關於疫情,我想以我在今年(2020)三月二十日於社群媒體上寫的一篇貼文做回應:

100年前,流感在世界各地全面擴散。我們從那次經驗中汲取到什麼教訓?當時的阿拉斯加原住民——來自於阿拉斯加希什馬廖夫(Shishmaref)的因紐皮雅特人——應對的機制是在部落外圍設置檢查哨站,部落族人輪番上陣進行全境封鎖。為了確保整個部落的安全無虞,無論來者是否得病,一律謝絕進入。同一個時間的其他部落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不像希什馬廖夫(Shishmaref)的因紐皮雅特人撐過了流感。我從他們部落的應對策略中學到的是機警的態度以及被稱作「對部落負責」(Iñuuniaqatiunik Ikayuutiłiq)的精神。另一個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是1925年的血清運送行動,當2020艾迪塔羅德狗拉雪橇比賽正接近尾聲,也提醒著我們阿拉斯加諾姆社區有一批病人,當時天天等待著透過傳統阿拉斯加原住民運送方式——狗拉雪橇——來運送血清給他們。我從這段歷史學到的是「合作精神」(Savaqatigiiyułiq)、「尊敬他人」(Kamakkutiłiq)以及「勤奮工作」(Savvaqtułiq)。

那我們未來的子孫可以從當今的現況中學習到什麼呢?我們當今有正在進行什麼祖先傳承給我們希望我們活下去的技能嗎?我認為如今引領我們的精神是「給予孩子的愛」(Piqpaksriḷiq Iḷiḷgaanik)。不論你是不是有意識到這點,我們的孩子都在觀看以及學習我們面對疫情的處理之道。我們必須向我們祖先的堅忍不拔致敬!並且展現出祖先傳承下來的「謙卑」(Atchiksuałiq)以及「悲憫」(Nagliktuutiqaġniq)的精神。我們不求十全十美,但求對未來子孫問心無愧。

我想要謝謝那些在第一線工作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他們全心全意的付出。我想要謝謝那些志工們,他們為部落不暇奔走。我想要謝謝各個照顧彼此、共體時艱的家族成員們。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謝謝那些孩子們,對於我們大人們盡心竭力在疫情下過日子時,展現出他們的「耐心」(Uttakiragagin)。我們能給予彼此的是愛,讓愛在世界各地正向循環、創造更多溫暖,並謹記在心——我們是有韌性的!